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市场化起步时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多为国营（国有）企业，是有关主管部门所属单位，企业基本无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可言，企业的生产、销售计划尚且需要主管部门制定或审批，更何况关乎食品质量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卫生标准。
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很难想象企业生产大量产品却毫无标准可言。（三）备案机关是否承担审查不严之责 《食品安全法》（2015）31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制定和备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历史，本文在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企业—公共权威关系视角的观察：一是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与公共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各自地位与彼此关系。而且，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精准把握，还体现在《食品安全法》（2015）26条关于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的内容描述上[20]。与前任相比，《食品卫生条例》将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主体扩大到卫生部门以外的其他主管部门，由卫生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其他主管部门原先的协商地位得以提升。第五，企业标准评审专家组成不合理、专家评审水平有限。3.立法鼓励企业自愿制定更严型标准阶段 如前所述，仅仅六年以后，《食品安全法》（2015）令人瞩目地删除了强制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条款，而保留了鼓励企业制定更严型标准的规定。
然而，即使从《标准化法》开始算起，历经28年的时间，企业自定的标准仍然难堪信任。政府不必为消费者对此不闻不问、不为自己负责的怠惰而过分担负家长角色。拉里•克莱默（Larry D. Kramer）曾以详实的历史分析和经验分析方法系统地归纳了美国的大众宪法传统，并以大众宪法理论作为渊源，论述了部门主义的形成机制和理论构想。
对司法至上的反对，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这种伴随着政治权力的斗争此消彼长的状态被学者形象地比作为钟摆[10]。鲍尔森教授认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确立的解释宪法的权力并不是宪法明确授权给任何机构的，相反它是一种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以默示的方式中附带授予任一权力分支的。在权力结构方面，如果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只是确认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职责，那么布朗诉艾伦案及库伯诉亚伦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则强调了其对宪法解释权的排他性和最终性的宣告，这样的宣告垄断了宪法内容的形成机制，也阻隔了行政和立法分支通过宪法实现其意志的通道。从这个意义来说，功能性的区分为部门主义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架构，从而保持了宪法解释在分权制衡的基础上有序开展。
在任命其他官员时，也将其对堕胎问题的立场作为重要评判标准。六、结语 关于美国宪法解释的讨论，很容易让思维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司法审查的神话刚刚建立，也即迎来了神话的破灭。
这样的论述为立法和行政部门不遵守司法判决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甚至鼓励这种相互冲突的宪法解释互动。[8] 肖金明、尹凤桐：《论部门主义及其危害》，载《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从法院裁判过程来说，司法至上的理念使法官的判决常常需要突破法律的规范分析框架和类推适用的限度形成的司法判决，这法律解释在客观上赋予了法院某种决策的权力，如此一来，法院得以突破司法权的边界，主导政治事务的评判，并导致三权互动的停滞。在图什内特的著作《让宪法远离法院》一书中，他认为宪法始终从根本上是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宪章，因而应该由人民自己来决定宪法是否得以良好地实施和解释，从而号召把宪法审查和解释的权力从法院手中交还给人民[18]。
[33] 学理上批驳部门主义观点的代表是拉里•亚历山大（Larry Alexander）和弗莱德里克•绍尔（Frederick Schauer），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权的归属不是源权力的问题，不遵守法院的宪法解释的也不符合分权制衡的要求，从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分析，宪法解释需要一个解释的权威（Constitutional Interpretive Authority），而这是部门主义的观点所不能解释的。[6]由此产生的大众宪法（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浪潮则把这种反对司法至上的观念推广到极致。由于部门主义更多的正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它更多透露出一种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气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部门主义试图在两种极端之间建立起桥梁，通过对实施宪法的理论预设而达到对宪法解释权主体的重新规划，为进一步的思考开辟了新的路径。
国会在立法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过程中要涉及对宪法问题的解释。所谓 人民的意志成为美国独立乃至建国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正是这样的价值指引国父们以成文宪法的模式实现了社会契约论的假设。
里根就通过其拥有的大法官任命权，任命生命派支持者作为联邦大法官。部门主义将非司法的权力分支均纳入了宪法运行的框架中来分析宪法解释问题，为宪法实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以宪法解释主体而不是解释方法为中心来分析问题，将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定义为另一种宪法解释，这种创新的架构对现实有具有出乎意料的解释力，同时也很好地回应了对于法院民主正当性的质疑。
除非透过修宪程序，人民或其选出的政治部门都难以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对抗（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决定。[5]反多数难题正是美国理论界对法院解释宪法权的质疑在实体权力层面争论的一个缩影，以盖伊（Gangi）鼓吹从法院手中拯救宪法、图什内特（Tushnet）主张从法院手中拿掉宪法为代表, 一股不小的反司法审查潮流持续涌动。部门主义者则认为宪法不仅仅是一般法（Ordinary Law），而是一种在常规的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种类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二）规范层面——宪法是一般法还是基本法 对于宪法性质所持的不同观点成为部门主义分析立论的基础之一。它成功地解释了在面对一个既是宪法问题也是公共政治问题时，三权之间形成的竞争和对抗关系，同时也为这种对立的妥协和缓解提供了可能。（三）宪法解释体制的立体化 如果把规范意义上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力运行意义上政府机关的宪法解释和一般理解意义上所有公民的宪法解释进行叠加，就会得到一个立体化的宪法解释机制。
部门主义试图在司法至上和大众宪法之间寻找平衡和妥协，并在方法论上诉诸于功能主义。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而大众宪法的开拓者则从自然权利层面质疑法院解释宪法的民主正当性，上溯至公民制宪的政治权利，下探到法院释宪原则的评判，即从宪法实施中权力来源和合法性的角度来思考。其次，每个权力分支不仅仅应支持自己的宪法解释，更应当尊重其他权力分支做出的高质量的宪法解释。
即使有，这方面的分析也多站在法院合宪性审查的社会影响角度，而忽略了其他权力分支在宪法中的主体地位。参见强世功：《司法审查的迷雾—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政治哲学意涵》，载《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第4期。
最后，在分权制衡的模式下，各个权力分支的宪法解释会产生竞争，这样的竞争消灭了宪法解释的唯一权威，而要维持宪法解释权适度的张力则需要权力机构之间的协作和妥协。（二）功能主义方法论对于宪法解释权的扩展 司法至上和大众宪法是美国立宪以来宪法学领域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二、部门主义的兴起 为了将部门主义放在美国宪政思潮的沿革和辩论中去理解，就不得不对司法至上的观点进行剖析，也不得不将部门主义置于美国违宪审查理论的路径选择中去理解。这样的论证打破了宪法解释这一概念的规范类型，并将其推广到所有政府机关的一般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中。
另一方面，反驳者认为部门主义的观点赋予了行政和立法权更多的内容，使得权力更容易被滥用。从而使得对于不同机构做出的宪法解释有了可以评价的体系和排序的依据。
功能主义 一、引言 美国的司法至上传统和普通法院的宪法解释制度一直在世界宪法理论界被奉为圭臬，而这种理性主义建构下的成文宪法对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权制衡的模式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二）大众宪法的复兴 从实体权利的维度讨论宪法解释仍然是核心环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过去的宪法文本难以适应现实的变换，立法者的原意也成为难以捕捉和推敲到的声音。[18]参见【美】马克•图什内特：《让宪法远离法院》，杨智杰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大众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终要离开云端。也使得政治运行不会因为权力分支之间不同的见解而永远被阻隔。（一）反对司法至上运动 司法至上是一种法律理念，它隐身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主张的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权背后，并且随着个案的推动不断壮大。[12]杰斐逊所指向的正是部门主义的宪法解释权分配，认为三个权力分支在涉及其自身宪法职责的问题上均有独立的解释权，在这个意义上，杰弗逊实际上是不主张增加一个宪法内容的终局的裁判者和排他的操纵者的。
作为政府首脑，奥巴马通过公开发表言论，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见，事实上参与了宪法含义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宪法解释意见。为了对抗司法权，在国会甚至在堕胎案等情形下故意通过一些明显与最高法院意见相悖的法案。
在方法论上，鲍尔森提出了一种独立和协调的原则，意图使政府在其行政权限的范围内独立解释宪法而不受到最高法院或国会的影响。如何面对这样的一种悖论成为讨论宪法解释制度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面对最高法院以宪法解释的名义所集中的越来越强大的权威和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扩张，学者多试图从解释方法和解释原则的角度来优化和矫正。同样，各方政治力量在权力的动态对抗中对这一问题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
